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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林的“乌有之乡”,乌有之乡测试版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8-11-28 15:54:31    浏览次数:256
    导读

    蒋林 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现居成都,系四川省作协会员。目前出版有《乌有之乡》《守望麦田》《流放者》《马不停蹄的忧伤》《爱

     蒋林 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现居成都,系四川省作协会员。目前出版有《乌有之乡》《守望麦田》《流放者》《马不停蹄的忧伤》《爱与忠贞》等多部作品。

     

    《隐蔽的脸》  蒋林 著  宁波出版社  2014年7月版

    “这是个沉闷的午后,灰褐色的天空显得格外寂寞与空洞。我忧蹙地靠在阳台上,手里夹着一根烟,惴惴不安的情绪在血管里涌动。那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上蹿下跳,仿佛随时都会冲出来,飞向深远的苍穹……”这是蒋林博客文章《乌有之乡》里的一段文字,困扰他的这个“念头”是他要经营一座“蒋氏农场”,养鸡和兔子,种萝卜和青菜。看他这段文字,仿佛网络上白领们闲暇时玩的开心农场,多少有些游戏心态。但是,蒋林开心农场里供养着另一种生物——文字。他在骨子里是严肃的,他几乎保持着一个农人侍弄庄稼的庄严感。有人将他形容为“都市农夫”。

    蒋林身上确实有着农民的血液。他出生于四川省南部县的一个小山村, 18岁之前他很少离开故乡,离家最远的距离也就是几十公里之外的中学,直至他到成都求学。2001年,蒋林在一家文化公司编辑,主要负责图书的策划、编辑。后来,他又辞职做了两年时间的自由撰稿人。再后来,他到了一家报社当编辑,一直到现在。

    这份看似乏味的履历并没有将他和大多数漂泊都市谋生的年轻人区别开来,将他区别开来的是阅读和创作。早在读书期间,蒋林阅读了大量的文史哲的书籍,这样的阅读空前补给了他的精神营养。

    对于自己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蒋林认为这是一种奇特的缘分,跟爱情似的。他说:“很难说是如何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所以,我更愿意认为是在某个时刻,某个地方,我与文学萍水相逢,然后一见钟情,就像遇见一位美丽的女孩一样。”除了工作以外,蒋林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创作。“文学其实就是我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而且工作与生活,也是创作的过程。”他总是善于从生活内部去挖掘创作的命题,并反过来用文学映照生活。

    2004年,蒋林写出了第一部小说《一场悄然无声的谋杀》,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一场悄然无声的谋杀》用了三个片段,讲述了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入木三分地解剖了现代城市中人的精神内核。这个小说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这给他带来了信心。随后,蒋林的创作与发表都相对顺利。《巢》、《蜂巢》、《蚁巢》一系列作品获得了文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可。

    《隐蔽的脸》是蒋林最新的小说,他将笔触伸入作家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剖析当下作家代笔、精神分裂、情感纠葛等多重面孔,并一层层撕下脸上的面具,露出一张张破碎的脸,直面当代人的孤独和绝望。作家麦家评价:“蒋林偏执地坚守着朴素的风景和清醒的认知,在文学孤帆远影的阵地,流淌出悲哀细腻的鼻血。此样情怀弥足珍贵。”

    “蒋林,一个早已皈依文学的男人。文学虽然被社会边缘化了,但文学却永远藏在他的心中。在高速奔跑之中,驻足体味人情冷暖;在浮躁与喧哗里,用心倾听生命内部的声音;在狂欢的时代,做一个真诚而孤独的记录者。”这句话一度是他的个人简介。在蒋林构建的“乌有之乡”里,蒋林自己是一个孤独者,而且他享受于这份孤独。他坚信,文字是他生命的延续,写作也是他的宗教。他会将写作一直坚守下去,因为这个世界上,总是需要倾听生命的人。

    蒋林:写作只是一种非常普通的生活方式

    晨报:这部小说篇幅不长,但故事却曲折离奇,当初怎么构思了这样一个故事?

    蒋林: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故事,讲的是国外的两个人,其中一个为了打击报复对方,找人杀害自己而嫁祸于对方。结果,事情的真相最终水落石出,不但没有打击报复到对方反而丢了性命。这个故事给我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可以挖掘的东西太多了。一个人能够干出这样的事,其内心一定充满着仇恨、恐惧、无奈和绝望。他们平时都戴着色彩斑斓的面具,但其实人们最想看看面具下那张真实的脸。

    报纸上的故事很短,但给人的想象空间却很大。我把这个故事放了很久,但依然没有忘掉,始终觉得要写一写。所以,才有了今天的《隐蔽的脸》这部小说。

    晨报:为什么选择一位作家作为本书的主人公?

    蒋林:报纸上的故事,两人的身份当然不是作家,故事也很短,属于“一句话”新闻。我经过多年酝酿,虚构了一个现在大家看到的故事。

    为什么选择作家作为主人公,我觉得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事实上,以作家作为主人公在我的创作中不是第一次,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我想,在很多人看来,作家的身上有一种神秘感吧,与报纸上的故事带给我的感觉契合。在《隐蔽的脸》中,我将两个人物之间的斗争,改头换面成作家的抗争。作家面临着在创作与情感两方面的抗争,使故事本身更具有张力。

    晨报:你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遭遇过小说主人公墨非那样的创作困境?

    蒋林:困境肯定是遇到过,但没有墨非那么严重和极端。不知道其他人情况怎样,我遇到过在某一段时间或者某一部作品的写作过程中难以继续的情况。但是,我懂得怎么调节和处理。通常情况下,我会停下来,让自己远离正在进行的写作。通过阅读、观察、思考,过上一段时间后,如果自己还有继续创作的冲动,就继续写下去,否则就放弃了。放弃的时候,我也不灰心气馁,既然驾驭不了这样一个作品,放弃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晨报:小说中有提到代笔,你怎么看待代笔这个现象?

    蒋林:代笔这种事,对于作者本人和读者,都是不道德的。所以,毫无疑问是持否定态度。我觉得在《隐蔽的脸》中,代笔不是重点。不过,当墨非看到电视台里在讨论自己代笔时的描写,本身是很有趣的。

    晨报:从以往的作品来看,你一直致力于相对严肃的作品,为什么这一次创作了一部具有悬疑色彩的推理小说?

    蒋林:我一直觉得把小说划分为严肃和通俗,有点不靠谱。所谓的纯文学与非纯文学,其中的纯度怎么来定性?又不是白酒,可以标注酒精度是百分之多少。我个人觉得,文学作品是通过作者构建的世界探究人性与生命的真相,做到这一点就是好作品。至于严肃与通俗,不是我要考虑的问题。我不觉得把作品写得生涩难读,就是纯文学。反之,我不觉得作品中带点悬疑推理色彩,就是通俗作品。

    晨报:写作对你到底意味着什么?

    蒋林:对我自己来说,写作不是一件高尚的事,是一种非常普通的生活方式。当初,我选择写作是因为太孤独,需要一种倾诉和交流,便付诸笔端。这是我与社会的一种相处的方式,是与社会紧张关系的一种缓冲。在忘情的写作过程中,我收获了宁静与快乐。那些放弃的人,可能是找到了更好与社会相处的方式。而我,至今还没有找到。所以,我还在继续吧。

    晨报:往后是否会坚持类似风格的作品?

    蒋林:我觉得,故事与表现手法要和谐相融。如果有类似的创作灵感,就会选择类似的风格。如果没有,就不勉强

    彼时的越南,由黎笋任总书记的越南共产党采取了“一边倒”倒向苏联的政策。对于当时与苏联处于非友好关系的国家,越南基本上采取了敌视的做法。在国内的产业发展上,越南一方面大量依靠苏联援助,另一方面也照搬了苏联的发展“路子”:重点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与轻工业。

      在这样的产业发展环境下,外资在越南能够投资并施展的空间其实非常有限。此外,越南当时的外部环境也并不稳定。1978年,黎笋在苏联的支持下,不顾多国的反对,执意出兵柬埔寨。随后,西方国家对越南发起经济制裁,1979年,中国展开对越自卫反击战,两国关系持续恶化。

      此后,中国不仅中断了对越南持续20多年的经济援助,也停止了对越经济交流。这对于越南的经济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中国对越南的援助高达200多亿美元,约是同时期苏联对越南援助的3倍。

      西方的封锁,加上中国中断了经济援助与经济交流,让越南国内经济几乎陷入了绝境。但此时期的越南政府,却认为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在1976年到1980年越南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越南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工业计划。然而,越南政府很快就遭遇到“挫败”:1980年,越南“二五”计划结束。统计显示,“二五”期间,越南国民收入年均增长仅为0.4%,相当于原计划的3%,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0.6%,为原计划的4%。而1980年当年,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国内经济状况持续不能改善以及外部环境的不断恶化,让越南1977年出台的外国投资法案很难得到落实。据统计,从1977年到1987年的十年间,越南吸引到的外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仅有的投资大多来自苏联以及部分东欧国家。

      在这一时期,越南国内主张变革的声音不断放大,也有越南党内高层对于黎笋主导的政策愈发不满,开始酝酿新的改革举措。到了1986年,转变的契机终于来临。

      “革新开放”的政治博弈

      在越南1986年走上“革新开放”道路前后,有3个越南政治人物不得不提:黎笋、长征与阮文灵。

      三人都是越南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都是胡志明的追随者。1969年胡志明逝世后,黎笋成为北越最高领导人。在黎笋的领导下,北越先是取得了抗美斗争的胜利,其后也在1975年实现了越南南北的统一。1976年,黎笋出任统一后的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年底举行的越南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黎笋与长征、阮文灵三人同时成为14人的政治局委员之一。

      从1976年至1986年,黎笋主政越南长达10年。10年间,黎笋采取了亲近苏联的立场,并逐渐走向了中国的对立面。比如,黎笋一改此前北越政府承认中国对西沙、南沙主权的立场:认为后两者的主权属于越南。

      1978年,黎笋在苏联支持下,大举入侵柬埔寨。此举引起西方国家普遍不满,越南与中国的关系也开始变得紧张。在经济方面,黎笋采取的措施始终未能使国内满目疮痍的经济状况好转。

      内外困局之下,在越共中央政治局内,阮文灵等人对黎笋的政策逐渐产生了不满。1981年,由于力主进行改革,阮文灵被剔除出越共中央政治局。转而于次年担任起胡志明市的市委书记。

      在越南统一前,阮文灵曾长期在越南南方工作,对当地的情形颇为熟悉。担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后,他的一些改革举措在这里得以实现。这些措施受到越共中央另一位元老长征的肯定。

      长征原名邓春区,因为十分推崇中共领导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而改名为“长征”。在越共党内,长征是知名的对华友好派。

      长征曾长期被认为属于越共党内的保守派,立场偏向保守。但因为其越共元老的资历,其在越南的政治地位不断提升。在1976年成为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长征先后担任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新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1981年起,长征当选越南国务委员会主席,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作为对华友好派,长征在黎笋反华最激烈的时期,始终保持着沉默。然而,其对黎笋的政策其实早有不满。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黎笋就利用党内各种场合间接批判过长征等人。黎笋在内部会议中曾多次指责中国红军的长征就是“逃跑”,而越南就不用这么做。黎笋如此表态,将矛头直接指向了长征等人。

      1986年7月,黎笋在河内逝世,长征开始出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在成为越南最高领导人后,长征很快就改变了黎笋的路线。1986年12月,刚刚担任总书记半年不到的长征,在越共六大上出人意料地选择不连任,转而力荐阮文灵出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在越南历史上,越共六大扮演的角色与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当。在这次会议上,阮文灵提出了“革新开放”的主张,并得到了长征等人的赞同。在这次会议相关的政治报告中,越共明确提出了短期内的目标:重组生产系统、调整体制内的投资支出、继续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以正确的方式发展经济,并使之发挥效用、革新经济管理模式、着重科学、科技在经济体系中的功能,以及扩展越南对外经济关系,提高其有效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大会还提出,越南愿意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关系,比如瑞典、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这让外界多少有些意外。

      另外,尽管这次会议选出了阮文灵等改革派领导人,但在对外关系方面,却并未做出过多改变。越南与苏联、柬埔寨等国的关系仍维持黎笋时期的做法。而苏联方面也表示,将向越南提供约1300万美元的援助,按此金额计算,越南平均每人接受的援助额将与美国此前对南越的支持力度相当。

      新投资法“门户洞开”

      在1986年越共“六大”会议上,越南还通过了《2000年前越南经济稳定和发展战略》。这份文件不仅明确提出要在各领域建立商品经济体制,还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前提下推进革新开放。当时越南提出的目标是,到2000年时越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

      当时越南国内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引进外资逐渐被越南新的领导集体提上日程。而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制定一部不同于1977年的外国投资法。

      1987年12月,越南国会批准了新的《外国投资法》,1988年1月这部法律得以正式公布。当年4月,越南批准了第一个外商投资项目。1988年9月,外国投资法实施细则公布。

      越南新颁布的这部《外国投资法》与1977年的《外国人在越南投资法案》有着很大的不同。新的投资法主要内容包括:(1)允许外国企业投资兴办企业,甚至是独资企业;(2)合资企业向国外汇款原则上课税10%。但当外资占合资企业投资的50%以上或超过5000万美元时,仅课税5%;(3)对合资企业征收15%-25%的法人所得税,从计算利润开始,两年内免征,其后的两年减半征收;(4)进口原材料和生产设备原则上不征税。

      新的外国投资法,通过法律形式向外界宣称:在越南投资几乎没有领域限制(具体仍需要审核)、没有投资比例的限制、也没有投资伙伴的限制。其开放力度之大,一时间令外界“咂舌”。就连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也在报道中称: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为自由的外来投资法规”。

      在新的外国投资法出台后,外资进入越南的速度明显加快。自该法颁布以来至1990年6月,外资投资在越南从无到有,累计投资项目达到159个,投资总额10.57亿美元。投资增速方面,1990年1月至6月,外商投资额达到1.97亿美元,尽管投资额不高,但相比1989年同期增长了50%。

      在此之后,越南国会在1990年6月对外国投资法进行了第一次修订。这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在于允许越南国内的私人经济组织与国外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为了促进本国私人企业的发展,1990年12月,越南进一步颁布了《私人投资法》。

      就在越南国内不断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之际,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等人开始寻求改善对华关系。1990年9月,阮文灵与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杜梅秘密访问中国成都,与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李鹏实现了见面,这次会谈成为中越关系的转折点。1991年,杜梅接替阮文灵成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便实现了访华,在其访华期间,两国宣布中越关系正常化。

      外部环境持续改善,越南国内引进外资的相关法律法规也不断完善。1992年12月、1996年10月,越南国会对《外国投资法》进行了两次大的修订。这两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可谓“有放有收”:收的方面,新的法案规定在越南政府指定的重要领域中,越南合资伙伴的投资比率应该逐步增大。放的方面,越南宣布将外资企业的经营年限由20年延长到50年,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延长到70年。此外,修订后的法案还增加了有关保护工业所有权的规定。

      法律的不断完善,逐渐消除了外商的疑虑。1992年之后,外资进入越南呈现出飞速发展的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波投资越南的热潮中,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资金成为投资越南的主力军。

      1988年,李登辉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为了避免台湾企业完全倒向中国大陆,1989年,李抛出了“南进政策”,所谓南进政策,就是希望引导台湾企业投资东南亚地区,摆脱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刚刚向外界开启大门不久的越南,很快成了李登辉“南进政策”的试验田。

      1989年,国民党利用党产投资设立了中央贸易开发集团,投资金额超过7亿美元。随后,为了开拓海外市场,中央贸易开发集团董事长丁善理出国考察,在经过两年多的考察后,丁善理将主要投资目标锁定在了越南。

      1991年9月,中央贸易开发集团获准在越南设立新顺出口加工区。这是越南第一个出口加工区。很快,这一出口加工区就成了越南的“样板”园区。在建成之后,这一出口加工区吸引了大批台湾企业入驻,每年为越南贡献十多亿美元贸易额。

      据越南媒体报道,1991年到1996年6月,台湾在越南共取得274个投资执照,注册资金达到37亿美元,以金额计算,台湾持续位列越南45个主要外资来源地的榜首。在台湾之后,则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而同一时期,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非常有限。

      “金融危机”冲击

      如果说1988年到1990年是越南引进外资的萌芽期,1991年至1996年期间,无疑是越南引进外资的第一个高峰。

      在1991年后的6年间,流入越南的外资呈现出逐年放大的态势。比如,1993年引进外资额比1991年翻了一番,1994年投资额又是1992年的两倍,而1995年、1996年外资流入分别达到66亿美元、86亿美元,达到历年的顶峰。

      这样的外资流入规模,既促进了越南经济的增长,也通过劳务市场提高了越南普通居民的收入。但就像硬币总有两面,外资如潮水般涌入,对于越南这样一个较为贫穷的国家来说,很容易就出现了“消化不良”。而过于依赖外资,也同样让越南经济存在很大的不可控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由泰国爆发并逐渐蔓延,这让刚有起色的越南经济开始饱尝寒意,其引进外资的计划也遭遇滑铁卢。

      实际上,在金融危机爆发前,越南国内就已经出现了诸如环境恶化、基础设施不完善、投资限制重重等不利因素。部分外资开始“望而却步”、甚至打起了退堂鼓。金融危机的爆发让越南经济“另添波折”。

      货币的大幅贬值是越南遭遇到的“第一道坎”。金融危机发生以前,越南盾对美元的汇率为11000盾兑换1美元,到了1998年年底,汇率变成14000盾兑换1美元,越南盾贬值高达27%。

      对于外资来说,一个国家的货币币值是否稳定,是影响其投资意愿的重要因素。而更为重要的是,越南主要外资来源地中国台湾、日本、中国香港、韩国、东南亚等地,均深陷金融危机的泥潭。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为了避免倒闭,采取了收缩政策,在对外投资方面则是能省则省。外资“断炊”很快就成了越南经济遭遇到的“第二道坎”。

      从数字上看,金融危机之后,外资流入越南的总额降幅非常明显。1997年全年越南引进外资协议金融为45.14亿美元,比1996年下降47%。1998年,外商投资项目为260件,比1997年下降78.5%,协议金额下降9.1%,实际利用外资仅19.56亿美元。

      此外,有不少已经投入建设的外资项目也被迫停止。一些外商在越南的办事处纷纷关闭,其中,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东南亚国家投资幅度减少最大。

      1999年,越南引进外资额再度出现下降,全年引进外资仅为15.86亿美元,为1996年后的最低值。

      外商投资连续3年下降,是越南启动引进外资战略以来遭遇到的最大挫败。即便在金融危机开始之初,越南政府就已经采取了多次刺激投资的措施,包括放宽外资设立公司的限制、简化出入境手续、减少投资审批障碍等,但最终取得的实际成效非常有限。

      2000年,随着东南亚国家相继从金融危机中复苏,越南引进外资的金额终于开始回升。但在其后几年时间里,越南的外商投资似乎都难以从低谷中缓过神来。

     
    (文/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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